弘历抬手示意安静,目光扫过群臣。
“诸位的顾虑,朕并非不知。
但各地度量混乱,早已成商事阻碍——江南的尺比塞北短半寸,苏杭的斗比陕甘小两成,商户进货要带三套秤,税官收粮得记五种换算,这难道不是更大的麻烦?”
弘历拿起一米长的黄铜尺,“这‘米’以士兵正步为基,百姓走两步便知一米多长;‘千克’合两斤,买菜称粮依旧说‘二斤’,只是秤砣准了——传统未丢,只是添了准头。”
周明远连忙补充:“新制保留里、斤、斗等俗称,只是明确定标:一里五百米,一斤五百克,一斗十升,官府会印发换算表户户张贴,半年内新旧并用。
基层官吏若敢借机刁难,按贪腐论处。
商铺校准量具,工部还会发放补贴——这不是破传统,是给传统立规矩。”
弘历看向三位御史,语气缓和却坚定。
“祖宗之法,也得顺时应变。
等百姓发现‘买一斤肉’在南北都是实打实的分量,‘扯一尺布’再无长短偏差,自会明白这新制的好处。”
弘历将量具在案上一放,“今日便按此推行,有不妥之处,再随时调整——但这‘统一标准’的规矩,必须先立起来。”
三位御史对视一眼,虽仍有顾虑,却也躬身领旨。
朝会散后,周明远捧着新制量具走出乾清宫,春风卷着他的袍角,身后还跟着几位捧着《新制换算表》的属官。
监察御史赵启铭与吴尊义、梁国治并肩而行,脸上仍带着几分疑虑。
“周大人,”赵启铭忍不住开口,“这新制推行,真能如皇上所说那般顺畅?
我担心地方商户阳奉阴违,暗地里仍用旧秤旧尺。”
周明远停下脚步,指着量具上的刻度笑道。
“赵大人放心,工部已在各省设‘量具校准局’,免费为商户校准量具,每把新秤、每把新尺都刻着校准局印记,市场监督局也会每日沿街巡查,发现无印记的旧量具当场收缴。
更要紧的是,新制对百姓实在——以往买布怕‘短尺’,称粮怕‘小秤’,如今一尺就是三十三点三分米,一斤准准五百克,等他们尝到甜头,自会主动换用新制。”
梁国治捋着花白的胡须,忧心忡忡道。
“可税赋文书改用升、千克,老吏们怕是一时难适应,万一算错了数目,岂不是又生乱子?”
“早有准备。”周明远从袖中取出一本簿册。
“这是《新制税赋换算手册》,每省发千本,老吏人手一册,工部还会派教习官下乡培训,六个月内保证官吏全学会。
再说,新制十进制换算,比旧制的‘十六两一斤’‘三十步为亩’简单得多,学起来快得很。”
吴尊义望着远处飞鸟,轻声道:“但愿如此吧,毕竟是千年未变的规矩,改起来总要费些力气。”
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吴御史不妨拭目以待。
下月我陪你去城郊集市看看——卖菜的农妇称完菜,会笑着说‘这新秤称得足,比以前多给了半两’。
布庄掌柜量布时,会指着刻度说‘一尺就是三十三点三分米,您尽管量’。等百姓认了这实在,比多少巡查都管用。”
不出半月,京城街头已见新貌。
商铺门框上贴着《新制换算表》,肉铺的铁秤挂着“校准印记”,掌柜称肉时会特意报出“五百克,正好一斤”。
布庄的木尺刻着厘米刻度,裁缝量体裁衣时,嘴里念叨的还是“三尺腰围”,手上却按着“一米”的刻度比划。
江南的粮商王掌柜带着新校准的斗斛去苏州进货,以往要按当地“大斗”换算,如今一斗准准十升,他对着账本笑道。
“总算不用带三把斗出门了,这新制真是救了我们这些跑商的。”
陕西的税官李大人拿着新制天平收粮,以往要记“一石合多少斗”的换算表,如今直接按千克称重,账本上的数字清清爽爽,再无模糊之处。
一月后,赵启铭巡查至保定府,见集市上农妇拿着新秤互相比对,布庄掌柜用米尺给孩童量身高,连挑担卖水的小贩都知道“一担水正好五十升”,不由得对同行的吴尊义叹道。
“原来真如皇上所说,百姓认的不是‘新旧’,是‘实在’——这新制立住了。”
保定府城郊的蒙学堂里,王秀才手持黄铜米尺讲解:“十毫米为一厘米,十厘米为一分米,十进制换算比旧制更易记。”
学童狗蛋、柱子拿着木尺互量身高,“狗蛋一百三十厘米,我一百二十厘米”的喊声此起彼伏。
先生写下《新制儿歌》,稚嫩的跟读声让“米、克、升”成了认知世界的新标尺。
苏州织造工坊内,张掌柜带着裁缝们围着刻有厘米刻度的量体台忙碌。
以往靠经验估“三尺腰围”常出偏差,如今量出“八十厘米”便能精准下料,张掌柜算起账来喜道。
“按新标裁衣,十件能省两匹布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