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灯
护眼
字体：
大
中
小
司遥番外·2
大学后，我学得更拼。成绩次次第一，课余还去自学德语。有人问我：“你成绩这么好，研究生完全可以试试申请麻省理工啊，学物理，当然是美国最好。”
我笑了笑，“太贵了，德国免学费。”
他们不懂我的意思。对我来说，每一分钱都要掂量过。
大二时，我因为成绩优异，拿到了去海德堡大学交换的机会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觉得空气里带着自由的味道。距离交换结束还有一个月，我给父母打电话，说想留在德国读书。
父母当然是不同意的，母亲和耀祖一起把我冷嘲热讽了一顿，我咬着牙，半夸张半真实的，告诉了他们德国留学的好处。什么免学费，学校排名高，专业好，本科只需要读三年，可以早点工作，未来就业好，生活费我可以自己打工赚。但是…我需要他们借我10万，用做我办理留学签证的担保金。
而最后，我说了一句话，终于让他们妥协，“德国工资高，以后我毕业了，月薪至少3万人民币，只要你们同意我在德国读书，等我工作了，每个月给嘉荣五千。”
“你这是说的什么浑话。”母亲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啐我，“本来你和你姐姐工作了，每个月就是要交家用的，你一个月赚3万，只给嘉荣五千，司遥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？”
我气的冷笑，到底是谁自私，法律可没规定我有义务抚养那个扑街仔。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打了个圆场，对我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工作后，每个月给嘉荣5000块，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你再一次性给10万。你能留学，也算我们家光宗耀祖的，但记住，我们每个月只能给你两千块，从你的担保金里面扣，等你毕业了，多的钱要还给我们，我们的钱要留着给嘉荣。”
“好。”我咬着牙答应了，“我答应你们。”
挂断电话前，母亲又冷笑着开口，“等一下，你给我们立个字据，我们要签合同。”
她对父亲用鄙夷的语气说：“这个衰女包心思重，心眼大，不写下来立字据，她要赖账。”
“你妈妈说的对。”父亲也附和道，“那就写下来，签协议，我们同意你在德国读书。”
电话挂断时，我盯着屏幕发笑。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，果然，他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本质上，都是为了耀祖铺路。
但我不是傻子，我询问了学法律的同学，知道了这样的协议属于无效合同，没有法律效力，即便最后他们起诉，主审法官眼瞎脑昏判了他们胜诉，我彼时早已远在德国，他们也无法要求我执行合同条款。
我还是回国，跟他们签了协议，甚至按了手印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拿着全部的积蓄，一共欧元以及3万人民币——1万是姐姐给我的，2万，是我这些年打工和奖学金的积蓄，购买了一张最便宜的，从香港到法兰克福的单程票。
香港每天有两班直达法兰克福的飞机，但我选择了最便宜的路线，先从香港去首尔转机，然后再飞法兰克福，路程更长，还需要在首尔转机4个小时，坐的甚至是高事故率的廉航，连行李额都只有15kg，但是，我解脱了。
我再也不需要在闷热的夏日夜晚，因为担心打扰姐姐，只能打着手电在阳台上一边背单词一边喂蚊子，我也不需要像姐姐一样，每个月一万的工资，八千都给了家里交“家用”。
得益于中大和海德堡的合作，以及我的交换经历，我可以直接开始上大二的课程，不需要再从大一重读。
但是，学业压力依旧远超我的预料，我德语虽好，但是和本地人依旧有着天壤之别，物理名词晦涩难懂，随便一个词就有十几个字母，光是看懂那些单词就足够让我耗费精力。
物理系留学生本就不多，亚洲女生更是只有我一个，在这里，没有人会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放到明面上，但是不代表，这不存在。
我总是很难在自由选组中找到愿意和我组队的同学，虽然最后我也一定可以加入某个队伍，但是他们永远只会给我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。我的同学，他们不会像我父母那样，直接说，“女孩子学不好物理”，但是他们会委婉的提醒我，“Artemis，写完实验报告后，请一定要发给我们检查。”
在国内，我是对同学说这句话的那个人，我的心中不平，但是无能为力，我知道，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。即便我的实验数据没有错误，我的语言表达，也会产生歧义。
第一个quarter结束，四门专业课，我虽然都踩线通过，但是最高分，只有3.6，而在中大，我的最低分，是94。
到海德堡的前半年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打工，我甚至没有时间睡觉。我和来自江苏的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张清芷一起租了一个18平的studio，又在学生群里收了个10欧的二手床垫，她睡床，我睡床垫。
她和我一样，家境普通，顶着“留学生”的名头，过着不如homeless的生活，每周日在Aldi关门前，一人一个小推车去Aldi抢购打折商品。
我笑了笑，“太贵了，德国免学费。”
他们不懂我的意思。对我来说，每一分钱都要掂量过。
大二时，我因为成绩优异，拿到了去海德堡大学交换的机会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，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觉得空气里带着自由的味道。距离交换结束还有一个月，我给父母打电话，说想留在德国读书。
父母当然是不同意的，母亲和耀祖一起把我冷嘲热讽了一顿，我咬着牙，半夸张半真实的，告诉了他们德国留学的好处。什么免学费，学校排名高，专业好，本科只需要读三年，可以早点工作，未来就业好，生活费我可以自己打工赚。但是…我需要他们借我10万，用做我办理留学签证的担保金。
而最后，我说了一句话，终于让他们妥协，“德国工资高，以后我毕业了，月薪至少3万人民币，只要你们同意我在德国读书，等我工作了，每个月给嘉荣五千。”
“你这是说的什么浑话。”母亲一边嗑瓜子，一边啐我，“本来你和你姐姐工作了，每个月就是要交家用的，你一个月赚3万，只给嘉荣五千，司遥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？”
我气的冷笑，到底是谁自私，法律可没规定我有义务抚养那个扑街仔。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打了个圆场，对我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工作后，每个月给嘉荣5000块，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你再一次性给10万。你能留学，也算我们家光宗耀祖的，但记住，我们每个月只能给你两千块，从你的担保金里面扣，等你毕业了，多的钱要还给我们，我们的钱要留着给嘉荣。”
“好。”我咬着牙答应了，“我答应你们。”
挂断电话前，母亲又冷笑着开口，“等一下，你给我们立个字据，我们要签合同。”
她对父亲用鄙夷的语气说：“这个衰女包心思重，心眼大，不写下来立字据，她要赖账。”
“你妈妈说的对。”父亲也附和道，“那就写下来，签协议，我们同意你在德国读书。”
电话挂断时，我盯着屏幕发笑。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，果然，他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本质上，都是为了耀祖铺路。
但我不是傻子，我询问了学法律的同学，知道了这样的协议属于无效合同，没有法律效力，即便最后他们起诉，主审法官眼瞎脑昏判了他们胜诉，我彼时早已远在德国，他们也无法要求我执行合同条款。
我还是回国，跟他们签了协议，甚至按了手印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拿着全部的积蓄，一共欧元以及3万人民币——1万是姐姐给我的，2万，是我这些年打工和奖学金的积蓄，购买了一张最便宜的，从香港到法兰克福的单程票。
香港每天有两班直达法兰克福的飞机，但我选择了最便宜的路线，先从香港去首尔转机，然后再飞法兰克福，路程更长，还需要在首尔转机4个小时，坐的甚至是高事故率的廉航，连行李额都只有15kg，但是，我解脱了。
我再也不需要在闷热的夏日夜晚，因为担心打扰姐姐，只能打着手电在阳台上一边背单词一边喂蚊子，我也不需要像姐姐一样，每个月一万的工资，八千都给了家里交“家用”。
得益于中大和海德堡的合作，以及我的交换经历，我可以直接开始上大二的课程，不需要再从大一重读。
但是，学业压力依旧远超我的预料，我德语虽好，但是和本地人依旧有着天壤之别，物理名词晦涩难懂，随便一个词就有十几个字母，光是看懂那些单词就足够让我耗费精力。
物理系留学生本就不多，亚洲女生更是只有我一个，在这里，没有人会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放到明面上，但是不代表，这不存在。
我总是很难在自由选组中找到愿意和我组队的同学，虽然最后我也一定可以加入某个队伍，但是他们永远只会给我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。我的同学，他们不会像我父母那样，直接说，“女孩子学不好物理”，但是他们会委婉的提醒我，“Artemis，写完实验报告后，请一定要发给我们检查。”
在国内，我是对同学说这句话的那个人，我的心中不平，但是无能为力，我知道，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。即便我的实验数据没有错误，我的语言表达，也会产生歧义。
第一个quarter结束，四门专业课，我虽然都踩线通过，但是最高分，只有3.6，而在中大，我的最低分，是94。
到海德堡的前半年，我根本没有时间打工，我甚至没有时间睡觉。我和来自江苏的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张清芷一起租了一个18平的studio，又在学生群里收了个10欧的二手床垫，她睡床，我睡床垫。
她和我一样，家境普通，顶着“留学生”的名头，过着不如homeless的生活，每周日在Aldi关门前，一人一个小推车去Aldi抢购打折商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