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宫,政务院中,墙外一圈顶盔掼甲的虎卫甲士,墙内,锦衣卫十步一岗,严格监察着所有人。
殿内,王瑾和他的政务大臣,周瑜,司马懿,王辙等人,在审批各地呈上来的奏折。
新的官制的推进,极大的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利,尤其是原来的州牧和郡守,那种军政一把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各地官员,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官员对此很不满,有不少人辞官挂印。
权利被分润,监管力度变得严格 这让他们非常不适应。
明目张胆的反抗他们又不敢,只能用辞官这种方式表达不满。
看似幼稚可笑,但其实不然,在以前,这招其实很好用。
在地方,尤其是走到郡县之下,当地豪族甭管是鱼肉百姓还是巧取豪夺,但是都对稳定地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县官不如现管,朝廷和皇帝离百姓太远,但是他们身边的地方豪族离他们却很近。
有他们帮忙,当地的秩序会相对稳定。
再有一点就是,世家大族子弟,往往都是官场上的主力,寒门出身的都是少数。
当他们大规模辞官,难免会出现基层管理力度缺乏的难题。
至于为什么明明在晋武帝之时,大晋就已经出现科举了,可现在官场上还是世家子弟居多呢?
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,无外乎三点。
首先就是家族背景与社会资源,世家大族往往有着深厚的家族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。
家族中先辈积累的政治、经济和人脉资源,能为后代入仕提供便利。
他们通过家族联姻、师生关系等,相互援引、支持,为子弟创造更多的为官机会。
其次是教育资源优势,世家注重教育,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。
他们延请名师教导子弟,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,使子弟在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方面有较好的基础,更易通过科举等途径入仕。
此外,世家子弟从小接触家族中的政治事务和社交活动,受到政治氛围的熏陶,培养了政治才能和素养。
最后就是,文化传承与家学渊源,许多世家有着独特的家学传承,如经学、史学、文学等。
这些家学传统使子弟在某些学术领域有深厚造诣,在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,具有一定优势,有助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,进入仕途。
世家大族家里的很多藏书,是寒门子弟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接触到的。
对于这一点,王瑾的应对方式也很简单,他决定开新朝第一次科举选才,而且要把考核的内容更改。
参考隋唐之时的科举内容去考试,分常科和制科。
常科中有,明经科,进士科,明法科,明字科和明算科。
明经科:主要考试儒家经典。有帖经,即考经文填空;经义,要求考生对经典的文句进行解释;时务策,考查对现实问题的见解。
进士科:初试有帖经,二试是诗赋,要求考生创作五言律诗或七言古诗等,主要考察文学才华,三试是时务策,侧重于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对策。
明法科:主要考律令,要求考生熟悉各种法律条文,以选拔司法人才。
明字科:测试文字学知识,包括汉字的音、形、义,以及书法等内容,旨在选拔文字学方面的专业人才。
明算科:考试内容为数学中的内容,如算术、几何、天文历法等方面的问题,以选拔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的专业人才。
制科是由皇帝临时下诏设立,科目繁多,如贤良方正科、直言极谏科、博学宏词科等。考试内容根据不同科目要求而定,通常包括策论、诗赋、经史等方面,侧重于考察考生在特定领域的才能和见解。
而不是如明清那般考八股文,王瑾知道八股文的缺点。
首先就是束缚思想,八股文要求“代圣人立言”,作者只能按照封建统治阶级规定的思想和范围来写作,必须遵循儒家经典的教义,不能自由表达个人的观点和见解,严重束缚了文人的思想,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。
再有就是形式僵化,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规范,从破题、承题到束股、落下等各个部分,都有明确的字数、句式和结构要求。这种僵化的形式使得文章千篇一律,缺乏个性和创新,文人往往为了迎合格式而忽略内容的质量,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灵活性。
还有内容空洞,由于八股文的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,脱离实际生活,考生为了应付考试,死记硬背经典条文,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。写出的文章大多空洞无物,缺乏实际的知识和见解,难以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和实际能力的人才。
最重要的是阻碍学术发展,八股取士使得文人将精力都集中在八股文的写作上,追求科举功名,忽视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。这导致学术研究的范围狭窄,学术氛围僵化,不利于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,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学术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