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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5章 法当用严刑
第265章 法当用严刑
赵辉笑眯眯地询问内阁：“阁老们以为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杨荣毫不吝啬赞扬之言：“公爷所言有理，为何内官能巧立名目、压榨商民？不就是因为税无法可依么。国家之税岂能操弄于一群奴仆？”
这话把一旁的金英、范弘吓得脸色变了数变，额头上冒了一堆的汗。
杨士奇不知道赵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是淡淡道：“勉仁说得不错。”
赵辉笑道：“正因如此，应当制定并颁行国家税法，在两京一十四省以及南洋两宣慰司施行。”
杨士奇张口就想反对，但听赵辉说到后面一句就立马把话吞了回去。
“然后以户部官征缴，内官监督，按颁定的国法收取，绝不多取，亦不能少纳。”
既然赵辉自己都说了，可以派户部官征收，那收来的钱，国库就有一份。这买卖，值！
胡濙出言反对道：“如今国用充足，如何还需要加派商税？”
赵辉摆摆手：“大宗伯（礼部尚书雅称）掌管礼部，有所不知啊。这瓦剌一统草原，朝廷要不要出兵？就算不出兵，也要恢复开平、河套，来增强防卫，这要花的钱，何止百万。哪里有充足一说。”
去年宣府遇袭，差点威胁到京师，这事让大家都心有余悸，赵辉这么说，都没人反对。
“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恢复开平、河套，所需钱粮折算下来合计得八百万两。”赵辉抛出一个惊天炸弹。
“这么多！”连太皇太后都发出了感慨。
其实这是赵辉讨巧的说法，因为这时期的明朝税赋以实物税为主，一年岁入折银1800万两，其中九成都是实物，米啊布啊之类的，真正的银子只有180万两。（宝钞就不用提了，贬值贬到跟草纸差不多了，没人用了）
赵辉这么一描述，就让人感觉好像需要花好几年的岁入才能填上这个窟窿。
明朝本就有商税，永乐时每年就有三十多万两，宣德时，由于赵辉的改革，又开海禁又增钞关，商税猛增至一百万两以上。赵辉要为商税立法的提议得到了所有辅政大臣的同意。
“但是，乱民草菅人命，围困官府，罪不可赦，也应当按律严惩。”赵辉又针对抗税义民的行为给出意见。
“苏州乃我朝税赋重地，不易刑罚严苛，惩处首恶，以儆效尤即可。何况新皇即位，未大赦天下，即行峻法，有伤天和。”杨士奇不同意，觉得应该采纳况钟的建议。
“况钟身为苏州知府，失察在先，失职在后，当命缇骑拿来京师纠治。我怀疑况钟与那些丝织商人暗中勾连，纵容织工们作乱，应当命锦衣卫好好详查一番。不然，天下的地方牧守都学会了为自己开脱的窍门，将来若是真发生了叛乱，谁能为朝廷尽忠尽职呢？”
“不错，况钟在此事上有不尽职之处。”太皇太后想起来了，这况钟就是当年进献蛐蛐给朱瞻基的苏州知府，虽然是朱瞻基主动向他讨要的，可他不知道谏止，一味纵容，岂能一点错都没有？
张氏想到此事，就觉得有些愤恨这个况钟了。
杨士奇见况钟已经保不住了，便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出言力保那些丝织商人。
“地方知府不尽职、苏州织染太监枉法、织工被人蛊惑、领头的织工已经擒住，不如就此打住以安定地方为佳。”
“国有国法。论语有云，‘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’，怎可有姑息作奸犯科之人的道理？”一直在一旁当个乖宝宝旁听的朱祁镇忽然发言道。
杨士奇顿时噎住了，谁也没料到小皇帝忽然发话，还引用了论语里的原文来教训起了内阁大学士。
杨溥急忙为杨士奇解围道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孔圣人说的是，应当以德、以教化为主，百姓才能有羞耻之心和归顺之心。皇上这是曲解了孔子之本意。”
赵辉连忙为朱祁镇辩驳：“皇上说得好，皇上的意思是，如果对那帮乱民没有惩处，将来国家税法颁下，如何能有百姓肯遵从呢？”
朱祁镇看向赵辉道：“赵师父说得对，朕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张氏便作主，命江南巡抚周忱严查此事。
民变发生之时，周忱正在松江。宣德时始设巡抚，早年的巡抚没有固定驻所，但江南巡抚主要是为了改革赋税，督粮苏松，所以周忱经常在松江与苏州来回跑。
赵辉有理由怀疑周忱可能默许了民变，但他也没有证据。不过既然周忱当时不在苏州，不妨让周忱去办理此案。
周忱这个巡抚的设立，就是为了督察江南地区的粮税、商税的，如果此案周忱不从严处理，赵辉就有办法让周忱换个地方上班。
这时张辅禀告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南京五军都督府上报，苏州织染太监金良至南京求援，请求出兵平叛，但眼下据苏州府报告，民乱已平息，南京请示是否还要调兵前去苏州。
此时的五军都督府还有兵权，可比后来被兵部完全架空的五军都督府强太多了。
“派，臣以为就应该派大兵前去，民变发生之时，苏州四千卫所兵无动于衷，已腐化至斯，不派大军前去，不足以彻底清查乱匪。”赵辉大声道。
这事是武事范畴，他尽可理直气壮地发言。
“民变已经平息，再派大军前去，不免惊扰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百姓已经深受苦难，若是过大兵，不知还要受多少苦？”
太皇太后起了怜悯之心，否决了赵辉的意见，只命兴安侯徐亨一人前去苏州镇守。
徐亨先前镇守交州多年，因功升为侯爵，现已回南京任职。
徐亨在交州对黎利余党大开杀戒，杀了不知道多少安南土人，让他去苏州，不知道又要杀多少人。
赵辉笑眯眯地询问内阁：“阁老们以为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杨荣毫不吝啬赞扬之言：“公爷所言有理，为何内官能巧立名目、压榨商民？不就是因为税无法可依么。国家之税岂能操弄于一群奴仆？”
这话把一旁的金英、范弘吓得脸色变了数变，额头上冒了一堆的汗。
杨士奇不知道赵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是淡淡道：“勉仁说得不错。”
赵辉笑道：“正因如此，应当制定并颁行国家税法，在两京一十四省以及南洋两宣慰司施行。”
杨士奇张口就想反对，但听赵辉说到后面一句就立马把话吞了回去。
“然后以户部官征缴，内官监督，按颁定的国法收取，绝不多取，亦不能少纳。”
既然赵辉自己都说了，可以派户部官征收，那收来的钱，国库就有一份。这买卖，值！
胡濙出言反对道：“如今国用充足，如何还需要加派商税？”
赵辉摆摆手：“大宗伯（礼部尚书雅称）掌管礼部，有所不知啊。这瓦剌一统草原，朝廷要不要出兵？就算不出兵，也要恢复开平、河套，来增强防卫，这要花的钱，何止百万。哪里有充足一说。”
去年宣府遇袭，差点威胁到京师，这事让大家都心有余悸，赵辉这么说，都没人反对。
“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恢复开平、河套，所需钱粮折算下来合计得八百万两。”赵辉抛出一个惊天炸弹。
“这么多！”连太皇太后都发出了感慨。
其实这是赵辉讨巧的说法，因为这时期的明朝税赋以实物税为主，一年岁入折银1800万两，其中九成都是实物，米啊布啊之类的，真正的银子只有180万两。（宝钞就不用提了，贬值贬到跟草纸差不多了，没人用了）
赵辉这么一描述，就让人感觉好像需要花好几年的岁入才能填上这个窟窿。
明朝本就有商税，永乐时每年就有三十多万两，宣德时，由于赵辉的改革，又开海禁又增钞关，商税猛增至一百万两以上。赵辉要为商税立法的提议得到了所有辅政大臣的同意。
“但是，乱民草菅人命，围困官府，罪不可赦，也应当按律严惩。”赵辉又针对抗税义民的行为给出意见。
“苏州乃我朝税赋重地，不易刑罚严苛，惩处首恶，以儆效尤即可。何况新皇即位，未大赦天下，即行峻法，有伤天和。”杨士奇不同意，觉得应该采纳况钟的建议。
“况钟身为苏州知府，失察在先，失职在后，当命缇骑拿来京师纠治。我怀疑况钟与那些丝织商人暗中勾连，纵容织工们作乱，应当命锦衣卫好好详查一番。不然，天下的地方牧守都学会了为自己开脱的窍门，将来若是真发生了叛乱，谁能为朝廷尽忠尽职呢？”
“不错，况钟在此事上有不尽职之处。”太皇太后想起来了，这况钟就是当年进献蛐蛐给朱瞻基的苏州知府，虽然是朱瞻基主动向他讨要的，可他不知道谏止，一味纵容，岂能一点错都没有？
张氏想到此事，就觉得有些愤恨这个况钟了。
杨士奇见况钟已经保不住了，便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出言力保那些丝织商人。
“地方知府不尽职、苏州织染太监枉法、织工被人蛊惑、领头的织工已经擒住，不如就此打住以安定地方为佳。”
“国有国法。论语有云，‘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’，怎可有姑息作奸犯科之人的道理？”一直在一旁当个乖宝宝旁听的朱祁镇忽然发言道。
杨士奇顿时噎住了，谁也没料到小皇帝忽然发话，还引用了论语里的原文来教训起了内阁大学士。
杨溥急忙为杨士奇解围道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孔圣人说的是，应当以德、以教化为主，百姓才能有羞耻之心和归顺之心。皇上这是曲解了孔子之本意。”
赵辉连忙为朱祁镇辩驳：“皇上说得好，皇上的意思是，如果对那帮乱民没有惩处，将来国家税法颁下，如何能有百姓肯遵从呢？”
朱祁镇看向赵辉道：“赵师父说得对，朕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张氏便作主，命江南巡抚周忱严查此事。
民变发生之时，周忱正在松江。宣德时始设巡抚，早年的巡抚没有固定驻所，但江南巡抚主要是为了改革赋税，督粮苏松，所以周忱经常在松江与苏州来回跑。
赵辉有理由怀疑周忱可能默许了民变，但他也没有证据。不过既然周忱当时不在苏州，不妨让周忱去办理此案。
周忱这个巡抚的设立，就是为了督察江南地区的粮税、商税的，如果此案周忱不从严处理，赵辉就有办法让周忱换个地方上班。
这时张辅禀告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南京五军都督府上报，苏州织染太监金良至南京求援，请求出兵平叛，但眼下据苏州府报告，民乱已平息，南京请示是否还要调兵前去苏州。
此时的五军都督府还有兵权，可比后来被兵部完全架空的五军都督府强太多了。
“派，臣以为就应该派大兵前去，民变发生之时，苏州四千卫所兵无动于衷，已腐化至斯，不派大军前去，不足以彻底清查乱匪。”赵辉大声道。
这事是武事范畴，他尽可理直气壮地发言。
“民变已经平息，再派大军前去，不免惊扰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百姓已经深受苦难，若是过大兵，不知还要受多少苦？”
太皇太后起了怜悯之心，否决了赵辉的意见，只命兴安侯徐亨一人前去苏州镇守。
徐亨先前镇守交州多年，因功升为侯爵，现已回南京任职。
徐亨在交州对黎利余党大开杀戒，杀了不知道多少安南土人，让他去苏州，不知道又要杀多少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