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国的航船,将继续它的征程,驶向未知更广阔的深蓝。
然而,历史的进程从未一帆风顺,帝国的融合之路更是布满了荆棘与暗礁。光武帝在爪哇的视察,看到了官面上的井然有序和欣欣向荣,但深植于社会肌理之中的隔阂与矛盾,却非一次御驾亲临所能彻底洞察和化解。
光阴荏苒,自光武帝南巡至今,已过去二十余载。爪哇承宣布政使司在李东及后续继任者的治理下,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。巴达维亚港桅杆如林,商船云集,已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不可或缺的超级枢纽。广袤的内陆种植园里,甘蔗、咖啡、香料、橡胶等经济作物一望无际,为帝国和商人带来了巨额财富。连接主要城镇的道路得以修缮,新的工厂、作坊在城镇边缘建立起来。从表面上看,这是一片繁荣兴旺的热土。
但这繁荣的背后,是严密的等级制度和资源分配的不公。为了确保统治、加速“汉化”,朝廷正式将爪哇群岛的原住民(包括爪哇族、巽他族、马都拉族等)划定为“俸明人”,其法律地位低于“大明子民”(即汉人,包括早期移民和后来者)。“俸明人”一词,虽带有“领取大明俸禄”的字面意思,暗示其已被纳入帝国体系,实则标志着二等公民的身份。他们在赋税、徭役上承担更重的份额,在土地分配、科举入仕、法律诉讼等方面面临诸多限制和歧视。虽然官府也推行“教化”,开设学堂,但文化上的隔阂与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,在许多原住民心中埋下了屈辱和怨恨的种子。这种情绪在日常琐事中悄然累积,只待一个火星将其引爆。
且说在爪哇省的首府巴达维亚(此时或许已更名,但民间仍习惯旧称),有一原住民青年,名叫阿尔贾·桑波(Arja Sambo)。他家境贫寒,父母在城郊的甘蔗种植园做雇工,辛苦一年仅得温饱。阿尔贾不愿重复父辈的命运,便跑到城里谋生,因身强力壮,又无特殊技能,最终只能靠拉黄包车(一种从中国传入的人力车)勉强糊口。他每日穿梭于巴达维亚的大街小巷,看尽了城市的繁华,也尝尽了世间的冷眼。那些乘坐他车的汉人商贾、官吏,时常对他呼来喝去,赏钱也时常克扣,阿尔贾虽心中不忿,但为了生计,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这一日,天气格外闷热。阿尔贾拉了几个长途客人,累得汗流浃背,口干舌燥。他瞧见市中心一家气派的华人酒楼——“望海楼”门口有一小片树荫,便习惯性地将车拉到那儿,想歇歇脚,喝口水。望海楼雕梁画栋,宾客盈门,进出皆是衣着光鲜的汉人富商和官员,阿尔贾的破旧黄包车和一身汗臭,与这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
他刚拿起水囊,还没喝上两口,就见一个酒楼的伙计皱着眉头快步走出来,嘴里不耐烦地驱赶道:“喂!拉车的!谁让你停这儿的?赶紧走开!挡着我们生意了,客人们看见你这副模样嫌晦气!这是你待的地方吗?滚远点!”
这伙计也是个汉人,年纪不大,语气却极其轻蔑,仿佛在驱赶一只苍蝇。他或许只是遵循掌柜的吩咐,维护门前的“体面”,但那毫不掩饰的歧视态度,瞬间刺痛了阿尔贾那根敏感的神经。
往日积压的屈辱、不公、愤懑,在这一刻如同火山般爆发出来。阿尔贾猛地站起身,黑黝黝的脸庞因愤怒而扭曲,他一把将水囊摔在地上,用带着浓重口音的马来语掺杂着刚学会的几句生硬汉语吼道:“凭什么赶我走?!这路是你家开的吗?我也是缴了牌照税才准拉车的!你们汉人就能高高在上,我们‘俸明人’连歇个脚都不行?你看不起谁!”
那伙计被他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,但仗着在自家地盘,又有身份优越感,反而更加嚣张:“嘿!你个爪哇野人还敢顶嘴?叫你滚就滚!再啰嗦,小心我叫巡捕抓你!妨碍经营,扰乱秩序,够你吃几天牢饭的!”
“野人”二字,如同烧红的烙铁,狠狠烫在了阿尔贾的心上。这是最赤裸裸的侮辱。
“你骂谁野人?!你们这些外来户才是强盗!”阿尔贾彻底失去了理智,怒吼一声,竟抡起拳头朝那伙计扑去。那伙计猝不及防,被打了个趔趄,顿时杀猪般叫喊起来:“打人啦!反了反了!爪哇野人打人啦!”
酒楼的护院和其他伙计闻声冲出,顿时和阿尔贾扭打在一起。场面一片混乱。街上的行人纷纷驻足围观,其中有不少是和阿尔贾一样的原住民车夫、脚力、小贩。他们平日没少受类似的气,此刻见阿尔贾动手,压抑已久的情绪被点燃,有人开始声援,甚至有人加入战团,推搡那些护院和伙计。
冲突迅速升级,从单人的斗殴变成了小规模的群体对峙。石块不知被谁扔出,砸碎了望海楼临街的一扇窗户。玻璃碎裂的刺耳声响,仿佛是一个信号。
“汉人欺负我们俸明人!” “砸了这破店!” “把他们赶出去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