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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沙漠锁边工程
2024年，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和田地区。
最后二百八十五公里空白区的治沙现场，三百多名工人分散在沙丘之间，像撒在黄色绸缎上的黑点。
他们穿着橘红色的工装，戴着宽边遮阳帽，用铁锹把梭梭苗的根系拍进挖好的沙坑里。
风很大，刚培好的土被吹走一层，工人们不得不用身体挡住风口，等土落实了再挪步。
今年郭琦四十一岁，鬓发已经全白了。
他站在一辆皮卡的车斗里，用望远镜看远处的进度。
这次，他是作为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技术顾问，来验收光伏治沙区的生态指标。
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是国家工程，他被临时抽调来当见证人。
望远镜里，最后一株梭梭苗被栽进沙坑。
工人半跪在地上，双手把干土培实，又浇了一瓢水。
水很快渗进沙里，只留下一圈深色的湿痕。
现场没有锣鼓，没有彩旗，没有什么排场。
总指挥用对讲机喊了一声：“合龙。”
声音被电流扭曲，断断续续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工人们直起腰，互相看看。
有人摘下帽子擦汗，有人掏出手机拍照。
一个年轻的维族工人，忽然喊了一嗓子，是维吾尔语的，郭琦听不懂，但听得出里面带着起伏的长调，像歌，又像哭。
从1978年第一批治沙工程算起，已经过了四十六年。工程一点一点走过了三千零四十六公里的长路。
草方格、生物固沙、陆生藻固沙、滴灌、光伏板、智能喷灌……
一层一层，像给沙漠穿了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裳。
今天，最后一针算是缝完了。
郭琦放下望远镜，摸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。
他现在用的是一部国产智能机，在没有地面基站的地方可以打卫星电话，不受影响。
“爸，锁边了。”
郭耀正在乌鲁木齐医院的病房里，今年六十六岁，刚做完腰椎手术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
他握着一部屏幕大、字体大的老人机，手边放着那把计算尺，黄铜的尺身被窗外的阳光照得发亮。
“知道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妈在看电视。她哭了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陆冬梅的声音，带着鼻音：“你姥爷姥姥在这边病房里，一起看沙漠锁边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他们说，太好了，竟然能活着看到……”
电话突然断了。
郭琦没打过去。
他想起姥爷陆国庆，想起姥姥何望舒。
那两个人，是他这辈子最亲的人。
小时候父母常年在野外，他是被姥爷姥姥带大的。
喀什的团部大院，一棵老榆树，一张竹板床。
姥爷用粗糙的手给他削木剑，剑刃磨得发亮；姥姥在煤油灯下给他补袜子，针脚密得连风都钻不进去。
后来他考上中科大少年班，离开新疆，每次回来，姥爷都站在院门口等他，手里捧着一把刚炒熟的瓜子，壳上还带着锅底的余温。
然后姥姥会把亲手熬的奶茶端到院子里，奶皮子厚厚的，上面撒一把炒米。
如今姥爷九十四岁了，眼睛还是清亮的；姥姥九十六岁，耳朵有些背了，但那双手还算稳，每天清晨都要用那把旧梳子，把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
他以为他们会一直健康地活下去，却没料到几天前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两人就同时进了医院。
郭琦站在原地，从脚边抓起一把沙。
沙粒细，干，从指缝里漏下去，落回地面，几乎没有声响。
可这把沙，已经不会再往前走了。
他把手里剩下的沙轻轻放回地面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。
这时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张昕发来的短信：“姥爷姥姥那边，我去看过了。”
郭琦看完这条短信，没有回，把手机揣进了口袋。
对讲机里又响起了声音：“郭工，苗车那边在等您，最后一批梭梭要确认栽植坐标。”
“来了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往苗车那边走。
那天晚上，何望舒看完了锁边合龙的电视新闻，点了点头，闭上眼睛。
她像听完一个漫长的故事，终于放心地睡了。
陆冬梅一直守在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。
那双手曾经在塔克拉玛干的边缘种过草方格——那时候何望舒还是年轻的兵团战士，穿着军装，把麦草一束一束插进沙子里，手指被草汁染成绿色，洗不掉。
后来这双手给自己裁过衣服、给郭琦做过袜子、给郭安缝过虎头鞋。
哪怕再后来，她的指关节因为风湿变形，但掌心总是温热的。
第二天凌晨四点，监护仪上的曲线突然拉成直线，发出刺耳的长音。
陆冬梅按了呼叫铃，护士进来，看了看仪器，又看了看陆冬梅，轻声说：“节哀。”
陆冬梅紧紧咬住下嘴唇，泪水无声地淌下来。
她把母亲的手放回被子里，掖好被角，坐在床边望着，仿佛老人家只是睡熟了。
过了不到十分钟，同一间病房的另一张床上，陆国庆的监护仪也发出了直线长音。
他像是等着老伴，等她先走一步，自己再跟上去。
就连死因都一样：心肺衰竭。
天还没亮。
乌鲁木齐的冬天黑得很长，路灯在玻璃窗上投下昏黄的光斑。
郭耀得知消息时，正躺在床上试图翻身。
护工在旁边看着，不敢催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床尾的被单上，形成一块明亮的光斑。
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计算尺，黄铜的，边缘磨得发亮。
“帮我穿衣服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去送二老最后一程。”
“郭工，您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动……”
“动不了也要去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郭琦赶回乌鲁木齐。
他没回自己家，而是先去了老宅。
院子里的石榴树叶子已经落尽，枝条光秃秃的，在冬日的阳光里投下细细的影子。
张昕已经在了，坐在陆冬梅旁边，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桶，是她从家里炖好带来的羊肉汤。
她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坐在那里，陪着。
郭琦在石榴树下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蹲下来，背靠着树干，把脸埋进膝盖里。
他没有哭出声，只是肩膀抖了一下，又一下，像一棵树在风里。
张昕从屋里出来，看见他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走过去，在他旁边蹲下来，把手搭在他的背上。
就这样，两个人蹲在石榴树下。
院子里很安静，只有风把枯枝吹得轻轻响。
过了很久，郭琦抬起头，用袖子擦了擦脸，站起来。
“进去吧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哑。
老一辈崇尚节俭，交代过丧礼从简。
陆冬梅只请了几家关系好的亲朋故友，在殡仪馆的小厅里，站了不到三十个人。
郭安才九岁，还不太能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。
她穿着黑色的校服，头发扎成马尾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屏幕上是她查的“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”的新闻页面。
“妈，”她问张昕，“太姥姥太姥爷去哪了？”
张昕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去沙漠里了。”
郭安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，没有再问。
郭耀坐在轮椅上，由护工推着进来。
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，已经有些紧了，扣子勉强系上。
陆冬梅站在灵堂门口迎接来宾。
她六十五岁，头发全白，背有些弯，穿着黑色的西装，右边胸口袋里插着一只白菊，左边别着一枚党徽。
“妈，”郭琦走过去，“您歇会儿。”
“不歇，”陆冬梅说，“你姥姥姥爷一辈子没歇过。我送完了，再歇。”
来宾不多，大都是老人。
有一师的老战友，有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退休研究员，有石河子大学水利系的教授。
他们互相握手，点头致意，偶尔小声交谈。
郭琦走到灵堂中央，看着两口并排的棺木。
姥爷陆国庆的手露在外面，十分粗糙，像砂纸，和他小时候记忆中的一样。
姥姥何望舒的脸被化过妆，嘴唇涂了淡淡的红色，但眼睛闭着，再也不看他了。
他跪下，磕了六个头。
额头触地时，他闻到了殡仪馆特有的消毒水味道，混着花圈的纸浆气。
这味道让他想起小时候，姥姥带他去团部澡堂洗澡，蒸汽里也是这种消毒水的气息，姥姥用粗糙的毛巾给他搓背，搓得他龇牙咧嘴。
“姥爷，姥姥，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他们，“锁边了。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们种的草，后面接着生物治沙，接着滴灌，接着光伏板。三代人，没断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郭耀身边。
父亲坐在轮椅上，计算尺横放在膝盖上。
“爸，”郭琦说，“尺子给我吧。我给郭安。”
郭耀抬头看着儿子，又看着站在一旁的孙女，手指摩挲着尺子上的刻度。
“给她，”郭耀说，“但别告诉她该量什么。让她自己找。找着了，就是她的。找不着，尺子还是尺子，不会变。”
郭琦点点头，从父亲手里接过尺子，递给郭安。
“拿着，”他说，“这是太姥姥太姥爷的草方格，爷爷奶奶的坝，爸爸的光伏板，串起来的。你想量什么，就去量。”
郭安抱住尺子，没有说话。
她不懂什么是接力棒，但她感觉到了那把尺子沉甸甸的，不只是黄铜的重量。
2025年，四月，锁边后的第一个春天。
郭琦带着女儿去了策勒县的基地。
草方格里的梭梭和沙拐枣返青了，光伏板底下的圆形草场转了起来，喷灌机把水雾洒向空中。
郭安穿着小号的防晒服，戴着宽边帽，在光伏板之间跑来跑去，影子被板子切割成一块一块的。
“爸，”她蹲在一块板子底下，指着地面，“这里有爬虫。”
郭琦走过去看。是一只沙漠蜥蜴，巴掌大，灰褐色，正趴在梭梭和沙拐枣的阴影里乘凉。
它的肚皮微微起伏，眼睛半闭，对人类的到来毫不在意。
“这是板子带来的，”郭琦说，“以前这里没有草，没有虫，只有沙子。太姥姥那一代，用草方格把沙子固定住。爷爷那一代，用坝把水拦住。我们这一代，用板子发电，用废水浇草。草活了，虫就来了。”
郭安似懂非懂，只是伸手去摸蜥蜴的背。
蜥蜴倏地窜走，躲进了梭梭丛里。
孩子追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仰头看光伏板，蓝色的硅晶板在阳光下泛着幽光。
“爸，”她说，“太姥姥种的草方格，现在还用吗？”
“用。锁边工程里，草方格是基础。你看那些矮矮的方格子，就是。”
郭安趴在地上仔细看。格子里长着稀疏的草，灰绿色，不显眼，但把沙子牢牢地锁在原地。
“那爷爷的坝呢？也还在？”
“在。阿尔塔什的水还在流，叶尔羌河还在灌田。没有那库水，下游的草长不起来，光伏板的清洗水也没处来。”
“爸，”她说，“以后我修什么好呢？？”
“你自己定。”
郭安把尺子抱回怀里，没有再说话。
“上车，爸爸带你去下一个地方。”
车开了很久，从策勒往东，穿过若羌，到了塔里木河下游。
公路两侧的沙地上，有一排排低矮的方格，像谁用巨大的梳子在大地上划过，留下整齐的纹路。郭安趴在车窗上仔细看。
英苏断面到了。
郭琦停下车，带郭安走到监测井旁。
那是一口陆冬梅亲手布设的井，钢管露出地面三十厘米，上面焊着编号牌：英苏三号。
井口周围长着茂密的芦苇，有白色的水鸟起落，翅膀划过水面时，留下细碎的涟漪。
郭琦蹲下去，打开井盖，把测绳垂下去。郭安站在旁边，听见测锤触底时发出的轻微闷响。
“三米七，”郭琦报出数字。
郭安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她看见父亲的脸在阳光下舒展开来，像一块被水浸透的、松软的沙地。
远处，塔克拉玛干的沙丘还在，但被一条三千零四十六公里的项链围住了。
项链是草方格编的，是灌木林编的，是光伏板编的，是三代人的手编的。
郭安忽然把计算尺举过头顶，对着太阳，黄铜的尺身在阳光下泛出一道暖金色的光。
“爸，”她说，“我以后要让更多的水流到沙漠里去。”
郭琦笑了：“好。但先学会量坡度。坡度不对，水流不畅。”
郭安握着那把黄铜的计算尺，尺身被阳光晒得温热。
她低下头，开始学认上面的刻度。
那些横线、竖线、数字，密密麻麻，像一条一条等待流淌的河。
最后二百八十五公里空白区的治沙现场，三百多名工人分散在沙丘之间，像撒在黄色绸缎上的黑点。
他们穿着橘红色的工装，戴着宽边遮阳帽，用铁锹把梭梭苗的根系拍进挖好的沙坑里。
风很大，刚培好的土被吹走一层，工人们不得不用身体挡住风口，等土落实了再挪步。
今年郭琦四十一岁，鬓发已经全白了。
他站在一辆皮卡的车斗里，用望远镜看远处的进度。
这次，他是作为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技术顾问，来验收光伏治沙区的生态指标。
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合龙是国家工程，他被临时抽调来当见证人。
望远镜里，最后一株梭梭苗被栽进沙坑。
工人半跪在地上，双手把干土培实，又浇了一瓢水。
水很快渗进沙里，只留下一圈深色的湿痕。
现场没有锣鼓，没有彩旗，没有什么排场。
总指挥用对讲机喊了一声：“合龙。”
声音被电流扭曲，断断续续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工人们直起腰，互相看看。
有人摘下帽子擦汗，有人掏出手机拍照。
一个年轻的维族工人，忽然喊了一嗓子，是维吾尔语的，郭琦听不懂，但听得出里面带着起伏的长调，像歌，又像哭。
从1978年第一批治沙工程算起，已经过了四十六年。工程一点一点走过了三千零四十六公里的长路。
草方格、生物固沙、陆生藻固沙、滴灌、光伏板、智能喷灌……
一层一层，像给沙漠穿了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裳。
今天，最后一针算是缝完了。
郭琦放下望远镜，摸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。
他现在用的是一部国产智能机，在没有地面基站的地方可以打卫星电话，不受影响。
“爸，锁边了。”
郭耀正在乌鲁木齐医院的病房里，今年六十六岁，刚做完腰椎手术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
他握着一部屏幕大、字体大的老人机，手边放着那把计算尺，黄铜的尺身被窗外的阳光照得发亮。
“知道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妈在看电视。她哭了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陆冬梅的声音，带着鼻音：“你姥爷姥姥在这边病房里，一起看沙漠锁边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他们说，太好了，竟然能活着看到……”
电话突然断了。
郭琦没打过去。
他想起姥爷陆国庆，想起姥姥何望舒。
那两个人，是他这辈子最亲的人。
小时候父母常年在野外，他是被姥爷姥姥带大的。
喀什的团部大院，一棵老榆树，一张竹板床。
姥爷用粗糙的手给他削木剑，剑刃磨得发亮；姥姥在煤油灯下给他补袜子，针脚密得连风都钻不进去。
后来他考上中科大少年班，离开新疆，每次回来，姥爷都站在院门口等他，手里捧着一把刚炒熟的瓜子，壳上还带着锅底的余温。
然后姥姥会把亲手熬的奶茶端到院子里，奶皮子厚厚的，上面撒一把炒米。
如今姥爷九十四岁了，眼睛还是清亮的；姥姥九十六岁，耳朵有些背了，但那双手还算稳，每天清晨都要用那把旧梳子，把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
他以为他们会一直健康地活下去，却没料到几天前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两人就同时进了医院。
郭琦站在原地，从脚边抓起一把沙。
沙粒细，干，从指缝里漏下去，落回地面，几乎没有声响。
可这把沙，已经不会再往前走了。
他把手里剩下的沙轻轻放回地面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。
这时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张昕发来的短信：“姥爷姥姥那边，我去看过了。”
郭琦看完这条短信，没有回，把手机揣进了口袋。
对讲机里又响起了声音：“郭工，苗车那边在等您，最后一批梭梭要确认栽植坐标。”
“来了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往苗车那边走。
那天晚上，何望舒看完了锁边合龙的电视新闻，点了点头，闭上眼睛。
她像听完一个漫长的故事，终于放心地睡了。
陆冬梅一直守在床边，握着母亲的手。
那双手曾经在塔克拉玛干的边缘种过草方格——那时候何望舒还是年轻的兵团战士，穿着军装，把麦草一束一束插进沙子里，手指被草汁染成绿色，洗不掉。
后来这双手给自己裁过衣服、给郭琦做过袜子、给郭安缝过虎头鞋。
哪怕再后来，她的指关节因为风湿变形，但掌心总是温热的。
第二天凌晨四点，监护仪上的曲线突然拉成直线，发出刺耳的长音。
陆冬梅按了呼叫铃，护士进来，看了看仪器，又看了看陆冬梅，轻声说：“节哀。”
陆冬梅紧紧咬住下嘴唇，泪水无声地淌下来。
她把母亲的手放回被子里，掖好被角，坐在床边望着，仿佛老人家只是睡熟了。
过了不到十分钟，同一间病房的另一张床上，陆国庆的监护仪也发出了直线长音。
他像是等着老伴，等她先走一步，自己再跟上去。
就连死因都一样：心肺衰竭。
天还没亮。
乌鲁木齐的冬天黑得很长，路灯在玻璃窗上投下昏黄的光斑。
郭耀得知消息时，正躺在床上试图翻身。
护工在旁边看着，不敢催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床尾的被单上，形成一块明亮的光斑。
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计算尺，黄铜的，边缘磨得发亮。
“帮我穿衣服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去送二老最后一程。”
“郭工，您刚做完手术，不能动……”
“动不了也要去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郭琦赶回乌鲁木齐。
他没回自己家，而是先去了老宅。
院子里的石榴树叶子已经落尽，枝条光秃秃的，在冬日的阳光里投下细细的影子。
张昕已经在了，坐在陆冬梅旁边，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桶，是她从家里炖好带来的羊肉汤。
她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坐在那里，陪着。
郭琦在石榴树下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蹲下来，背靠着树干，把脸埋进膝盖里。
他没有哭出声，只是肩膀抖了一下，又一下，像一棵树在风里。
张昕从屋里出来，看见他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走过去，在他旁边蹲下来，把手搭在他的背上。
就这样，两个人蹲在石榴树下。
院子里很安静，只有风把枯枝吹得轻轻响。
过了很久，郭琦抬起头，用袖子擦了擦脸，站起来。
“进去吧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哑。
老一辈崇尚节俭，交代过丧礼从简。
陆冬梅只请了几家关系好的亲朋故友，在殡仪馆的小厅里，站了不到三十个人。
郭安才九岁，还不太能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。
她穿着黑色的校服，头发扎成马尾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屏幕上是她查的“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”的新闻页面。
“妈，”她问张昕，“太姥姥太姥爷去哪了？”
张昕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去沙漠里了。”
郭安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，没有再问。
郭耀坐在轮椅上，由护工推着进来。
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，已经有些紧了，扣子勉强系上。
陆冬梅站在灵堂门口迎接来宾。
她六十五岁，头发全白，背有些弯，穿着黑色的西装，右边胸口袋里插着一只白菊，左边别着一枚党徽。
“妈，”郭琦走过去，“您歇会儿。”
“不歇，”陆冬梅说，“你姥姥姥爷一辈子没歇过。我送完了，再歇。”
来宾不多，大都是老人。
有一师的老战友，有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退休研究员，有石河子大学水利系的教授。
他们互相握手，点头致意，偶尔小声交谈。
郭琦走到灵堂中央，看着两口并排的棺木。
姥爷陆国庆的手露在外面，十分粗糙，像砂纸，和他小时候记忆中的一样。
姥姥何望舒的脸被化过妆，嘴唇涂了淡淡的红色，但眼睛闭着，再也不看他了。
他跪下，磕了六个头。
额头触地时，他闻到了殡仪馆特有的消毒水味道，混着花圈的纸浆气。
这味道让他想起小时候，姥姥带他去团部澡堂洗澡，蒸汽里也是这种消毒水的气息，姥姥用粗糙的毛巾给他搓背，搓得他龇牙咧嘴。
“姥爷，姥姥，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他们，“锁边了。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们种的草，后面接着生物治沙，接着滴灌，接着光伏板。三代人，没断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郭耀身边。
父亲坐在轮椅上，计算尺横放在膝盖上。
“爸，”郭琦说，“尺子给我吧。我给郭安。”
郭耀抬头看着儿子，又看着站在一旁的孙女，手指摩挲着尺子上的刻度。
“给她，”郭耀说，“但别告诉她该量什么。让她自己找。找着了，就是她的。找不着，尺子还是尺子，不会变。”
郭琦点点头，从父亲手里接过尺子，递给郭安。
“拿着，”他说，“这是太姥姥太姥爷的草方格，爷爷奶奶的坝，爸爸的光伏板，串起来的。你想量什么，就去量。”
郭安抱住尺子，没有说话。
她不懂什么是接力棒，但她感觉到了那把尺子沉甸甸的，不只是黄铜的重量。
2025年，四月，锁边后的第一个春天。
郭琦带着女儿去了策勒县的基地。
草方格里的梭梭和沙拐枣返青了，光伏板底下的圆形草场转了起来，喷灌机把水雾洒向空中。
郭安穿着小号的防晒服，戴着宽边帽，在光伏板之间跑来跑去，影子被板子切割成一块一块的。
“爸，”她蹲在一块板子底下，指着地面，“这里有爬虫。”
郭琦走过去看。是一只沙漠蜥蜴，巴掌大，灰褐色，正趴在梭梭和沙拐枣的阴影里乘凉。
它的肚皮微微起伏，眼睛半闭，对人类的到来毫不在意。
“这是板子带来的，”郭琦说，“以前这里没有草，没有虫，只有沙子。太姥姥那一代，用草方格把沙子固定住。爷爷那一代，用坝把水拦住。我们这一代，用板子发电，用废水浇草。草活了，虫就来了。”
郭安似懂非懂，只是伸手去摸蜥蜴的背。
蜥蜴倏地窜走，躲进了梭梭丛里。
孩子追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仰头看光伏板，蓝色的硅晶板在阳光下泛着幽光。
“爸，”她说，“太姥姥种的草方格，现在还用吗？”
“用。锁边工程里，草方格是基础。你看那些矮矮的方格子，就是。”
郭安趴在地上仔细看。格子里长着稀疏的草，灰绿色，不显眼，但把沙子牢牢地锁在原地。
“那爷爷的坝呢？也还在？”
“在。阿尔塔什的水还在流，叶尔羌河还在灌田。没有那库水，下游的草长不起来，光伏板的清洗水也没处来。”
“爸，”她说，“以后我修什么好呢？？”
“你自己定。”
郭安把尺子抱回怀里，没有再说话。
“上车，爸爸带你去下一个地方。”
车开了很久，从策勒往东，穿过若羌，到了塔里木河下游。
公路两侧的沙地上，有一排排低矮的方格，像谁用巨大的梳子在大地上划过，留下整齐的纹路。郭安趴在车窗上仔细看。
英苏断面到了。
郭琦停下车，带郭安走到监测井旁。
那是一口陆冬梅亲手布设的井，钢管露出地面三十厘米，上面焊着编号牌：英苏三号。
井口周围长着茂密的芦苇，有白色的水鸟起落，翅膀划过水面时，留下细碎的涟漪。
郭琦蹲下去，打开井盖，把测绳垂下去。郭安站在旁边，听见测锤触底时发出的轻微闷响。
“三米七，”郭琦报出数字。
郭安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她看见父亲的脸在阳光下舒展开来，像一块被水浸透的、松软的沙地。
远处，塔克拉玛干的沙丘还在，但被一条三千零四十六公里的项链围住了。
项链是草方格编的，是灌木林编的，是光伏板编的，是三代人的手编的。
郭安忽然把计算尺举过头顶，对着太阳，黄铜的尺身在阳光下泛出一道暖金色的光。
“爸，”她说，“我以后要让更多的水流到沙漠里去。”
郭琦笑了：“好。但先学会量坡度。坡度不对，水流不畅。”
郭安握着那把黄铜的计算尺，尺身被阳光晒得温热。
她低下头，开始学认上面的刻度。
那些横线、竖线、数字，密密麻麻，像一条一条等待流淌的河。
